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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 張偉|北京報道

　　出乎意料，這場始自學術界的少數人的言論，竟會逐漸演變升級為事關中國是改革還是倒退的體制之爭。

　　“國進民退論”、“國企壟斷論”、“與民爭利論”，自去年起便頻頻出現在一些學者的公開言論中；這些極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經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關注，引來很多人的附和甚至聲討。

　　爭論延續至今年的全國兩會，并在此時點驟然升溫。如有學者公開撰文“建議兩會審議國進民退”，指責“中國從來沒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場經濟，而是搞所謂的以國有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官僚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并發表“制止‘國進民退’，是當前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的挑戰性言論。與此同時，有更多學者紛紛加入爭論戰中，有的明確指出“國企壟斷論”的謬誤，有的剖析“國進民退”論斷的真偽，等等。

　　對于學術界的這場“國進民退”大辯論，也有人發出質疑，如有人認為這是某些學者的個人炒作行為；也有人認為這些言論偷換概念、混淆視聽、制造混亂??“國進民退”與“與民爭利”中的 “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評說，“國進民退論”、“國企壟斷論”等，是某些學者為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行為……

　　這一爭論對中國經濟未來有何影響？

　　以往實踐表明，凡學者一致的觀點和判斷，對現實經濟政策的影響一般較弱；而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觀點和判斷，往往對經濟政策的影響最大。

　　“國進民退”大論戰

　　是“路線之爭”還是“偽命題”

　　全國“兩會”前夕，一篇名為《建議“兩會”審議和制止“國進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網站在內的很多網站轉載。該文稱，目前中國“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大規模的‘國進民退’的狂潮，在鋼鐵、化工、煤炭、民航、公路、電力、金融、房地產等幾乎所有的有利可圖的領域，民營企業都被擠垮或被強制低價收購”。

　　這篇文章似乎是對學界和輿論在2009年對“國進民退”質疑觀點的匯總和升級。

　　2009年上半年，提及“國進民退”這個名詞，部分學者和媒體表述時，尚稱之為“局部行業和地區出現的‘國進民退’現象”、“現在發生一種情況叫做‘國進民退’”；下半年，已經有人用“國進民退大潮”表述這一現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就在不同場合公開表示，“‘國進民退’在一些地區和一些行業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國企業家》雜志也進行了一項針對企業高層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近年來存在“國進民退”現象的比例高達72.73%。

　　偏偏2009年又發生了幾件大事。從“方興地王現象”到“中糧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礦重組”……只要有國有資本介入的每一樁并購重組事件，似乎都成為了“國進民退”的有力例證。國資與民資的進退邏輯似乎也因此顯得愈發明確。

　　到2009年底，有人甚至稱，“國進民退”已經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學術界對“國進民退”的質疑，已經從探討國企、民企如何共贏，拓展至呼吁給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場環境，甚至有人擔心改革會倒退，需要重新啟動“國退民進”改革。

　　2009年9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對媒體疾呼：“‘國進民退’與改革開放背道而馳”，“會制造社會不公平”，“權貴資本主義”正在抬頭。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訪中，針對山西煤炭資源整合重組發表觀點：“（山西煤改）現在看來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在今年1月9日舉辦的第十一屆光華新年論壇上提出的觀點更為犀利。他說：“我們的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國有部門比重太大，占有資源太多，這使得2009年發生了明顯的‘國進民退’現象。我們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啟動‘國退民進’改革”。

　　面對一些學者和輿論界迎面襲來的討伐聲浪，官方顯示出了謹慎的態度。

　　2009年11月22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參加“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時，面對眾多大學經濟院系或研究機構的負責人表示，“今天想說的主要是‘國進民退’這件事情”。馬建堂表示，目前中國的統計數據不支持總體上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

　　馬建堂選取了從2005年至2008年的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資產、利潤總額、稅金總額和就業人數等指標論證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力量對比。

　　馬建堂表示，中國企業整合、產業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要注意兩件事：第一，不要唯成分論，要唯能力論；第二，壟斷行業應該注意的是嚴格按照《反壟斷法》做事，特別是在一些重要的行業，將來的聯合、整合、重組，既要做大做強提高產業集中度，還要防止壟斷。

　　一個月后，馬建堂在國新辦召開的記者發布會上，再次重申這一觀點，并特別提出，希望媒體能平衡報道自己的觀點：第一，在去年和今年確實存在一些“國進民退”的個別案例和現象，但總體上不存在。第二，希望大家對于“國進民退”的討論是有積極意義的。

　　與中央相關部門官員的謹慎表述不同，相關地方政府和企業則明確表示，不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

　　自2009年煤炭資源整合以來，山西省相關官員多次表示，煤礦兼并重組系“優進劣退”而非“國進民退”，并沒有將民營企業排除在外，相反，政府希望看到民營企業通過此次整合發展壯大。

　　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國進民退”問題本身就不成立，“中國大型企業在前進，央企也由于投資者和股民的參加，進一步多元化，進一步走向市場。央企收購一些中小企業來進一步擴大它的實力，有資本的融合，也有企業組織的融合。這是一個雙向進步。”

　　針對民航業“國進民退”的說法，中國民航局局長李家祥表示，航空業兼并重組問題是公司的市場化行為，民航局認為只要有利于民航業的發展，就應該積極支持。民航業并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各個航空公司的股權結構是多元化的。

　　但很快，反駁的聲音就被更多的質疑淹沒。在這場愈演愈烈的論戰中，有旁觀者甚至認為，涉及“國進民退”的論戰已經上升為學術界的“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世紀之爭，其辯論和勝負結果可能會直接影響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

　　在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不得不面對記者的提問，正面回答“國進民退”質疑：中國不存在“國進民退”。

　　參加“兩會”的地方官員也不例外，大多都被問及“國進民退”這一話題。山西省省長王君表示，從整體上看，山西煤炭業并不存在社會上質疑的“國進民退”現象，目前山西國有、民營、混合所有制煤礦企業的比例為2：3：5，股份制企業是主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則直稱“國進民退”是個偽概念，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政府拿出財政資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業于患難之中，政府的撥款進了社會，你說是‘國進民退’？這是在救災救難。”“金融危機這個當口，事后諸葛亮，說什么‘國進民退’，都是看人挑擔不吃力。”

　　同時，被動成為論戰主角的國資委也在“兩會”期間，在其官方網站主頁醒目位置設立“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國企發揮頂梁柱作用”專欄，集中刊登了《解析“國進民退”論斷真偽》《并購是強進弱退而非國進民退》《“國有企業壟斷論”的謬誤》等一系列新聞報道及理論分析性文章，反駁“國進民退”的言論。

　　不論其究竟是偽命題，還是現實存在，“國進民退”儼然已成國民焦點。

　　“央企地王”的“冤案”

　　“央企旗下企業”不是央企

　　國資委呼吁社會要正確看待產業間的重組。

　　國資委相關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當前需要“理清思路、解疑釋惑”。畢竟這無論對國企改革還是國有企業發展本身，都甚為重要。

　　“現在大家都在熱炒‘國進民退’，作為民營企業的沙鋼去年進入世界500強，得知這個消息后我非常激動。沙鋼不是聯想這樣沒有歷史包袱的現代公司，而是一個傳統企業，就是靠一勺鋼一勺鋼煉到世界500強去了。沙鋼能進入世界500強，太神奇了。媒體為什么不好好炒炒這個事，偏要盯著這些年發展勢頭不錯的國有企業不放？”電話那頭的國資委研究中心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部部長王志鋼，著實無法理解時下在經濟學界掀起的這場關于“國進民退”的大討論，他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毫不諱言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在王志鋼看來，中化集團控股的方興地產（中國）有限公司（下稱“方興地產”）的“地王”頭銜，是引領 “國進民退”討論的源頭之一。

　　2009年6月30日，方興地產在諸多地產大鱷中突然殺出，最終以40.6億元的天價拿下北京廣渠路15號地，樓面地價達15321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紀錄，被輿論認為是當時的雙料“地王”。

　　由于方興地產在拿地前后獲得了約245億元的銀行授信，也被形容為“拿的是國家的錢”。隨后“方興地產”連同中化集團毫無懸念地被冠之于“國進民退”的典型。

　　方興地產是中國中化集團公司的房地產開發旗艦公司，公司于2007年8月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

　　“把方興地產作為‘國進民退’的代表有點冤。”王志鋼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曾專門對“方興地王”事件進行了調查和了解，問題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國有上市公司是否還是過去意義上完全的國有控制企業。

　　相關人士向記者分析，國有企業的本性包括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全民性，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股份”每個公民都有份；二是公共性，也就意味著它的收益要回歸全民。

　　但是國企的本性隨著國企的上市悄然發生著改變：只有持國企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資人才能真正享有紅利和收益。

　　據記者了解，作為上市公司的方興地產，在股東結構中，中化集團作為方興地產第一大股東，持有其7.68億股股份。

　　“方興地產之所以算公有制企業，只不過在股東結構中，中化集團是第一大股東，而傳統國有企業的這種叫法是否適合方興地產這類企業，需要進一步探討。假設方興地產賺了錢，那些錢并不是要回到央企，大部分要分給股民，而好多股民都是香港人。”王志鋼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

　　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方興地產作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因為看好內地的房地產市場，去參與競爭地塊。“這也是反映了上市公司股東的要求，如果方興地產不去按照股東的要求做，只是中化集團的的想法，股票在市場上也不會表現這么好。所以，在界定上將方興地產完全劃歸為國有企業，站不住腳。”

　　另一個遭受輿論質疑的問題是，方興地產在奪得廣渠路15號地前后，該公司獲得了來自中國銀行的200億元及來自中國工商銀行45億元的銀行授信。

　　“腰包鼓了自然要置業”，但也由此被輿論認為是拿著國家的錢去買地，并且將方興地產看做是造成2009房地產市場地價屢創新高的罪魁禍首之一。有數據顯示，信貸劇增的2009年上半年，60%的“地王”被有國資背景的地產商獲得。

　　對于方興地產獲得的巨資銀行授信，王志鋼的解釋更為直截了當：“方興從銀行貸款的錢怎么能說是國家的錢？況且國內好多銀行都已經股份制改革了，銀行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其經營目的都是創造更多的利潤。而且銀行永遠是‘嫌貧愛富’的，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只要企業好，肯定會給企業貸款，輿論簡單地把這部分資金歸結為國家的錢，這樣說不太公平。”

　　中糧事件的另一面

　　蒙牛險被“外進民退”

　　就在方興地產以天價拍得廣渠路15號地獲得 “地王”稱號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國最大的糧油食品企業??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糧”）發布公告，聯手厚樸基金以61億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團。這是迄今為止國內食品行業最大的一宗交易。這宗交易一經公布，立即引起了輿論的激烈討論。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進入中糧這樣的國有企業，或許就是‘外進民退’了。”王志鋼指出，蒙牛跟中糧具有相關性，中糧的理念是做從田間到飯桌的產業鏈，再加上其董事長寧高寧的管理理念，給蒙牛讓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間，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蒙牛進入了中糧。

　　這起并購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世賢看來是一種正常的重組，“中糧本身的業務就是從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業很正常；從蒙牛方面說，也確實需要中糧這類大資本的介入。這還不僅僅是資金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能改變蒙牛自身經營機制的靈活性和國際化視野。”

　　“從總體上說，我們國家的改革趨勢可能還是‘國退民進’，不能拿個別現象來概括趨勢。”張世賢向《中國經濟周刊》進一步補充。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非國有企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之外的企業)2005年占所有企業數量的比重為89.89%，2008年提升至95%；產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資產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潤總額比重由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業人數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國政協公布的數字是：2009年的工業增加值，私營企業同比增加18.7％，國有企業是6.9％；總資產，私營企業增長20.1％，國企增長14％；從業人數，私企增加5.3％，國企增加0.8％；主營業務收入，私企增長18.7％，國企降低0.2％；總利潤，私企增長17.4％，而國企則下降4.5％。

　　“數字是最能說明問題的。‘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總得有個標準和一些具體的指標，按照國家統計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標看，當前企業進行的并購重組不是‘國進民退’。”王志鋼對《中國經濟周刊》分析說。

　　盡管數字已經作了有力的證明，但現實發生的事件還是會不時挑逗“國進民退”這根敏感的神經。3月 15日，北京土地市場又涌現出新的“地王”。據悉，北京一日成交6塊土地，總金額達143.5億。當天上午，大望京地塊和亦莊地塊分別以27529元/平方米的樓面價格、52.4億元的土地總價，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紀錄，成為新的“單價地王”和“總價地王”。 但僅僅6個小時以后，“單價地王”就被下午競價的海淀區東升鄉薊門橋地塊奪走，該地塊的實際樓面價格超過30000元/平方米。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當天出現的三個“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遠洋地產旗下的北京遠豪置業有限公司，中信集團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產有限公司，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此時產生新“地王”，對“國進民退”的爭論無疑火上澆油。不少人認為，“央企”與“地王”的再次組合，可能讓“國進民退”又有了一個新的例證。

　　不知是否是作為回應，國資委3月18日召開新聞發布會稱，78家不以房地產為主業的中央企業正在加快調整重組，在完成自有土地開發和已實施項目后要退出房地產業務。

　　被定義的“國進民退”事件

　　4萬億大多給國企

　　2008年底，國家出臺了4萬億元經濟刺激政策。由于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中，資金大都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上，民營企業難以涉入其中，而被認定“4萬億大多給了國企”。

　　山西煤炭重組

　　2009 年4月開始，山西啟動該省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資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按照規劃，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業數量將從現在的2200 家減少至約100 家。有調查顯示，重組中被關閉的中小煤炭企業幾乎都是民營企業。

　　吉林通鋼事件

　　2009年7月，由于民營企業建龍并購老國企吉林通鋼之后，沒有解決職工的安置問題，發生沖突，通鋼職工打死了建龍派駐的高管。事件發生后，當地政府宣布民營資本全部退出。

　　山鋼并購日鋼

　　2009年9月，虧損的國企??山東鋼鐵與贏利的民企??日照鋼鐵簽訂資產重組與合作協議，雙方以共同向山鋼日照公司增資的方式進行資產重組，其中，山鋼占股67%，日鋼占股33%。

　　東星事件

　　2008?年至2010?年1?月底，財政部為支持三大國有航空集團先后劃撥了150?億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東航集團、南航集團和中航集團分別獲得90?億元、45?億元和15?億元資金。但經營困難的民營企業東星航空公司未獲注資，最終破產。

　　國企是“做大”還是“壟斷”？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 | 北京報道

　　經濟歷史長河中不乏一幕幕插曲。而“國進民退”大辯論這段插曲，卻讓許多人感到郁悶。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日前接受媒體訪談時稱：“我想不明白，為什么國企搞不好的時候你們罵，現在我們國企搞好了你們還是罵呢？”

　　李榮融主任的委屈，其實也是國資委的委屈；而國資委的委屈，某種意義上也是國企的委屈。挨罵的國企，到底是不是真委屈，還是先看看它們掙了多少錢吧。

　　統計數據顯示，中央企業國有資產從2003年的約2萬億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萬億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的2009年，國企也出現了集體性崛起和爆發式增長。據財政部網站公布的數字，今年1-2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40576.5億元，同比增長42.4%。

　　這份成績單，國資委作為主管部門功不可沒。但“高增長”也帶來了“壟斷”嫌疑，并進而成為“國進民退”說的“現實論據”。

　　一些學者將國有經濟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行業“定義”為“國有壟斷行業”，將處于這些行業的國有企業“定義”為“國有壟斷企業”。

　　國資委研究中心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部部長王志鋼對此反駁說，壟斷有兩個特點：一是壟斷市場，二是壟斷價格，兩個必須同時體現出來。如果壟斷價格不體現，就要細致分析壟斷市場是由于自然情況還是其他什么原因導致的，盲目說電力、石油、通訊三個行業是壟斷行業的理由不夠充分。

　　王志鋼舉例說，“中石油在成品油方面是虧損的，電力企業在供電方面價格是倒掛的，也就中移動好一點，但要分析到底是因為手機用戶增長賺的錢，還是因為價格增長賺的錢，很明顯是手機用戶增長賺到的錢。”

　　針對不少學者和輿論把中央企業做強做大的努力貶斥為“央企兇猛”。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謝魯江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存、發展、做強做大，是現代國有企業發展的方向。國企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向跨國公司看齊，把國有企業培養成能夠在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響力的跨國公司。

　　是產業調整還是“國進民退”？

　　很多學者在提到“國進民退”這個話題時，常常會發生“國退民進”的口誤。

　　這并不奇怪。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的國企改革進行了15年，短暫的時間，改革爭論的焦點就從“國退民進”轉化為“國進民退”，形勢上的迅速變化確實令人回不過神。

　　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國有企業進行了MBO（管理層收購）“國退民進”式改革。

　　而2004年展開的“郎顧之爭”，被稱為“國退民進”的標志事件。

　　2004年8月，香港學者郎咸平指責科龍集團董事長顧雛軍在收購國有企業過程中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并主張國家“停止以民營化為導向的產權改革”，停止管理層收購（MBO）。

　　格林柯爾的倒掉使得“國企民營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滯。

　　然而，時隔5年之后，與“國退民進”相對應的“國進民退”的討論卻卷土重來。甚至有經濟學家認為：現在的“國進民退”不是個別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個別企業的行為，甚至是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國企的一個共同行為；不是個別產業，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產業；不僅僅是上游的一些所謂關系到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自然壟斷產業，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產業。

　　當前的并購重組，到底是產業的正常重組還是“國進民退”？

　　“在產業調整的過程中，即便出現一些所謂的‘國進民退’的現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來，目前發生的重組案例是一種正常的產業重組，只不過由于重組的雙方有國有資本的介入，從表象上看表現為‘民退’，其實‘民’也沒有‘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世賢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大家眾口一詞質疑“國進民退”是不對的，應該客觀冷靜地看待“國進民退”現象。

　　張世賢進一步分析認為，金融危機實際上給產業重組帶來了很好的機遇，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根本經營不下去的企業或者經濟實體，在這個時期通過破產重組，既是生產力的一種重新組合，也是生產關系的重新調整。“這是金融危機的功能。這個功能在中國表現為國有企業更有能力重組那些行將破產的、經營不下去的企業，這很正常。”

　　王志鋼更是一語中的，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產業調整中的‘進’與‘退’是一個過程，而判斷‘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應該從整個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去考量，應該有一個比較確切的標準，如果沒有這個標準，簡單談這個問題，都太偏頗。”

　　“國有企業”概念早已更新

　　探討國有企業的“進”與“退”，都逃脫不掉國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關資料顯示，國際上對國有經濟的功能定位有四種模式：一是英國工黨實行過的福利模式，主要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二是美國主張的公共事業政府投資；三是法國嘗試的收購衰退大公司，經過扶持提高競爭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馬錫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類似于政府創辦的兩只產業基金。

　　張世賢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的國有經濟定位在上述四種模式中都找不到現成答案。

　　“中國的國有企業畢竟是特殊企業，國有企業的目標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國有企業在中國之所以存在，不僅是中國特色，這也是保持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一個表現。其實大家意識形態的東西越來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中，國有企業在里面究竟該起什么樣的作用，國有企業的定位是什么，這個在當前急需明確。”張世賢說。

　　在張世賢看來，國有經濟定位，首先是基礎性、資源性產業。國家掌握了這些產業，有利于產業的安全生產、可持續發展、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率高，這是國有企業的優勢所在；其次，國有企業經過30年的改革，從原來的完全企業辦社會，到變成唯利是圖的企業，再到現在提出的企業社會責任。這個否定之否定的演變過程，說明國有企業更多地肩負著增加就業、戰略性資源的有效利用、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務，這些作用都是無可替代。

　　“現在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不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企概念了，已經脫胎換骨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WTO規則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國際競爭實力的大國有企業。從四大銀行到中移動、中糧這樣的大跨國公司，應該說國有企業具有很強的中國特色，而且這個過程還在繼續。”張世賢說。

　　張世賢進一步表示，對國有企業要正常看待，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國有企業不好，也不能簡單認為說只有國有企業好，“關鍵是看其在什么產業、用什么方式來組織的，因為企業說到底是一種生產力的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不取決于國企占了多大成分。畢竟現在純國企已經不多了，國企本身也是現代企業制度”。

　　中國國企改革路徑

　　從新中國建立到現在，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已進行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經濟和買辦資本的國有和集體化改制；

　　第二階段(1978年-1984年)：以擴權讓利為重點，實行企業利潤留成制度，調整國家與企業的利益分配關系。

　　第三階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經營責任制為重點，實行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

　　第四階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重點，轉化企業經營機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

　　第五階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重點，實行政資分開，推進企業體制、技術和管理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