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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浦東的張江高科技園區，是立志要成為金融中心的上海現有為數不多的制造業基地之一。盡管漲薪、人民幣升值等等對園區里為數眾多的高新技術企業影響還不算很大，但敏感的人還是注意到，那場源自珠三角的加工制造業“生存風暴”，正在日益逼近。

    分布于上海市郊其他區域的不少民營鋼鐵、機械企業，沒有那么幸運，它們中的一部分因難以應對成本上漲、經營虧損的壓力，早就開始撤離上海，遷往安徽、江蘇和山東等地。

    加薪不加班

    今年30歲的趙勇，是張江高科技園區內一家代工企業的員工。盡管這家企業名氣和規模遠不如富士康大，但業務模式與富士康有諸多相似之處：沒有自己的品牌，產品90%以上都出口到日本、韓國和歐美各國，員工人數眾多，很大一部分是一線操作工。

    在這家企業干了7年的趙勇發現，今年以來廠方變得格外“摳門”了：金是該廠生產耗用的主要原材料之一，現在不但其正常用量要嚴格管控，連廢品也不放過，比如工業廢水中的金要設法回收，報廢的產品必須按是否含金分類，而不像以往一樣稱完重量一賣了之。原因是國際市場上工業用金價一直在漲，從年初至今漲幅已超過20%。

    除了昂貴的金子外，在生產成本中只占很小比例的配套用料消耗也受到限制，連日常使用的產品包裝袋，以往一直是某國際知名品牌供應商的，最近悄悄換成中國本土一個不知名的牌子，價錢據說比原來節省了三分之一。

    唯一不同的是，公司突然很大方地給一線工人每月增發了100多元的薪水。原來從今年4月起，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960元，提高到每月1120元，上漲了160元。

    趙勇說，占企業員工絕大多數的一線操作工，都是領基本工資加上加班費和獎金，這次大面積增加基本工資后，內部薪酬制度也隨即調整，工人獎金普遍下降，抵消了一部分漲薪的壓力。前不久端午節假期就只安排了少數生產線上的工人加班，管理崗位工資較高的員工都不允許加班，因為按規定廠方要發3倍的加班工資。

    《勞動合同法》成“緊箍咒”

    趙勇所在的這家企業，身處高科技園區，尚能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在上海從事傳統制造業的眾多民營企業，日子要艱難得多了。

    溫州市龍灣區總商會上海分會副會長季學文告訴筆者，傳統制造企業如今在上海“已活不下去了”。

    浙商與上海曾有一段蜜月期。從1999年到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一些在地方上羽翼漸豐的浙商陸續將總部遷往上海，希望借助這個全國甚至國際性的平臺，大展拳腳。

    這些浙商大多從事傳統制造業。以溫州龍灣區企業為例，閥門、鋼鐵、機械和標準件是他們的強項，在上海外環以外的嘉定、松江、金山、青浦等區縣，到處都是他們的廠房。

    季學文說，當時大家都覺得上海好，但后來現實的困境讓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選擇逃離。

    一位號稱“閥門大王”的龍灣區老板告訴筆者，因為原材料價格飛漲，現在他們只能得到極低的利潤，很多同行索性關掉上海的工廠，跑到全國各地尋找新機會。

    這位“閥門大王”說，以前溫州地少人多，企業做大之后缺少發展空間決意離開，如今有些人又從上海回到溫州去了，因為家鄉政府給的政策更好，相形之下，上海不再是理想的投資地。

    季學文認為，新頒布的《勞動合同法》讓傳統制造業廠商舉步維艱，上海對《勞動合同法》執行最為嚴格，最低工資標準為全國最高，而上海工人除了對工資水平期望值較高外，維權意識也極強。

    季透露說，最近走訪過的一家企業，剛剛舉辦了一次業務水平考試，很多員工的專業技術知識平平甚至不及格，有關《勞動合同法》的答卷能得80多分，另一家企業的員工則因為加班費爭議調解不成，把企業告到了勞動部門。

    據季學文兼職的浙商研究會近期了解，在上海的民營制造企業，大約只有三分之一能維持微利運轉的狀態，三分之一徘徊在保本邊緣，剩下的三分之一實際上是虧損的。